语境的概念最早由人类语言学家Malinowski(1923)提出，他认为一种语言植根于说该民族语言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习俗，不参照这些广泛的语境便难以正确理解语言，Malinowski首次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一概念术语，用来指交际中的即时语境。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Firth(1957)发展了Malinowski的观点，认为情景语境和言语功能类型的概念可以抽象为纲要式的结构成分，从而适用于各种事件，他对情景语境的内部组成成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提出情景语境要素应包括言语参与者、相关事物和言语行为效果等要素。Halliday(1985／2012)在Malinowski和Firth的基础上，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3个层次，重点研究了情景语境变量与语言纯理功能的耦合关系，指出情景语境的3个变量：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话语语旨(tenor of dis．course)和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分别对应语言的3大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Halliday和Hasan(1985／2012)认为语境与语篇的语言选择之间存在相互建构和相互预测的关系。在Halliday的语境模型中，文化与情景语境同处在一个层次，两者是一种例示关系，即文化是情景语境的一种意义潜式系统，情景语境是文化的一种示例；情景语境与语篇相对应，是语篇的一种意义潜式系统，而语篇则是情景语境的一种示例。
　　Firth和Halliday对文化语境的论述不多，他们的研究是基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Halliday(1985／2012：47)认为关于文化的语言理论模型尚不存在。Hasan(1985／2012：99)指出文化由符号潜式构成，是某一社团可获得的整套意义的复合体，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潜式。Martin进一步细化了文化语境的概念，把文化语境扩展为意识形态和语类，将意识形态描述为“组成某种文化的编码取向系统??动态地来看，意识形态与权力再分配和符号演化相关”(1992：507)，语类是“用以体现文化的、分阶段实施的、有目的的社会过程，是一种用语言手段实现的，构成文化相当一部分内容的社会活动类型”(同上)。Martin的意识形态和语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功能语言学文化语境研究的空白，但文化是一个涵义极为宽泛的概念，包括语言文化和非语言文化，因此马丁的分类实际上并未涵盖文化语境的全部内容。
　　综上所述，功能语言学家们都把语境作为语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语义系统中的选择受到社会结构的控制，社会结构最终微缩为语境，并从这一层面与语言的语义系统发生关系。他们试图构建一个语境理论模型以探讨语境与语篇语言选择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语境体现为语篇的语言选择，语篇的语言选择构建了语境。尽管学者们各自视角和关注点不同，但他们对语境基本构成的看法趋于一致，即语境包括语言外宏观的文化语境、特定情景语境和直接与语义相关的言内语境或上下文语境。
　　功能语境理论因其强大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及语篇分析，但对语境理论自身，功能语言学外部与内部仍存在一些疑问与分歧，如Van Dijk(2008a：28-54)认为，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理论是反心理主义的，缺乏对认知的兴趣，局限于语境语义学，没有提出一个以语用为导向的语境概念，缺少语境与语篇间的认知界面，对相关交际情景的结构缺乏系统与明确的分析。Hasan(1999：219-220)也指出，在处理某类语料时，语范畴的概念化表现出描写性不足。她认为语言柱根于人类心理，由文化的介入而得以发展。朱永生(2005：161)提出功能语言学应反思自己的语言哲学观，把语言既看作社会现象又看作心理现象，功能语言学家应吸收其他学派理论中的有益成分，以修正与完善自己的理论。
　　翻译是一个译者不断做选择的过程，译者以源语与译语语言文化为背景，试图在译文中重现原文所构建的情景和语义信息，因此在社会文化、交际情景和语篇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认知界面的作用。